加拿大3月份通胀率轻微反弹

当今时代，随着交通方式和通讯方式的变革，各国之间人员、财产、数据的交流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

虽然用禁止与允许两个模态解释特权与义务的关系，两个概念之间的否定关系是清楚的，但是，语义却未必总是清楚的，这会直接影响法谚的可适用性。[33] 参见注[27]，第344页。

[24] 作为一定内容的形式，可以成为另一形式的内容，因此，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相对的。[2] ［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通常，矛盾关系与关联关系被认为是理解霍菲尔德八个基本概念的辅助线，能帮我们较全面地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35] 参见注[32]，第126页。[52]冯·赖特通过推理发现了豁免的存在，并且发现了豁免的常见表达形式：如果我们假定存在一个立法权威，那么就可以合理地将人类行为分为两大类，即屈从于这一权威创设的规范行为与不屈从这一权威创设的规范行为。

屈从对应于霍菲尔德的责任。（3）豁免与无资格的关联关系：形式的否定 以上矛盾关系中的两个概念皆是针对同一主体的。形式法治可以包含强度不同的版本。

而实质法治论却会要求我们直接依据正当合理的要求来行动。结论：一旦去掉主张3中的同类项，法治并不必然是好的（The Rule of Law is?）。[57]当法律规则的内容具有实质合理性时，我们不会注意到这种抵御力量。因此，我们所要寻找的理由概念不能包含实质与形式，它应该更为具体并且更有解释力。

当规则的内容不正当时，形式法治论会依然要求我们服从规则。[27]这种道德要求我们将实现社会福利总量最大化，当作判断一种做法合理与否的标准。

形式法治论至少要包涵这样的内容,即认为法律规则在一些情况下是排他性理由，可以排除那些提出相对立的行动要求的理由。[20]形式合理性优先是指，当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发生不可两全的矛盾而不得不有所牺牲时，司法裁判应以实现形式合理性为原则，以牺牲形式合理性为例外。当两个一阶理由指向相反行动时，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方式是权衡它们各自的分量。但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存在有趣的不同。

江必新：《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论》，《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30-43页。但在共同体内部作权衡时，损失的承受方和收益的获得者并非相同主体。人们当然可以说，依赖于规则背后的实质理由也就是依赖于规则，或者说，依赖于规则背后的实质理由才是真正依赖于规则。因此，不宜将我国当前形式法治论的不足，当作形式法治论失败的决定性证据，而应将之视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理由。

包含实质价值因素的法治概念，并不会因为这种包含关系使它与它所包含的实质价值相混淆。法官的裁判活动提出了一种第二人称理由，对于证立这种义务来说，其依据也必须是同一类型的理由。

2.批判性论证反思 简要地概括一下陈景辉教授对实质法治论的批判性论证。但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都抹不去这一事实，即依赖于规则表面意思裁判与依赖于规则背后的实质理由裁判，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注[1]，陈景辉文，第6页。所谓优先若要具有任何意义的话，必然包含两个条件：第一，存在对司法裁判提出的不同要求。他主要提出了两个论证，我将之概括为：基于理论普遍性要求的论证，以及基于理论客观性要求的论证。无论富勒与拉兹的理论在细节上有什么不同，他们理论的重叠之处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十分重要的。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如果人们可以在法体系所应具备的形式美德问题上拥有共识，这确实可以有效地促进分歧解决，但这不足以充分证明法治理论应拒绝实质价值考量。

（一）基于理论普遍性要求的论证 黄文艺教授在批判实质法治论之前，提出了一个法治理论成功与否的评价判准：法治理论应当具有尽可能大的适用范围。二阶理由是基于或者不基于某些一阶理由而行动的理由，排他性理由是其中不基于某些一阶理由行动的二阶理由。

理由是一个比理性更为基本的、简单的概念，它几乎没有作更一步解释的需要。综合以上两点，虽然司法形式美德在逻辑上属于法体系形式美德之中的一种，但是，我们有理由将它单独分离出来，作为第二种形式法治论加以聚焦。

在强版本中，法律规则总是作为排他性理由在法律推理中发挥作用。[12] 参见车传波：《综合法治论——兼评形式法治论与实质法治论》，《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第190-194页。

根据议题的不同，可将我国的形式法治论区分为四种：作为法体系美德主张的形式法治论、作为司法裁判根据的形式法治论、作为法治概念主张的形式法治论以及作为法体系美德研究界限主张的形式法治论。总之，这一论证将实质考量等同于独断决定，从而将实质合理性贬低为完全不理性。这意味着，对于法律规则的考察来说，重要的是确定它可以排除的理由的范围，而不是它与其他理由的分量权衡问题。基于对此种法治理论规范性功能的需要，显然应首先有法治理论，然后再应用法治理论来评价法律实践。

无论是何种立场，最重要的是给出的x与y的一组解答应当是融贯的。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主张具有道德权威的地位。

这种尊严不仅要求承认他的民事和政治权利，还包括建立各种对于他的个性发展来说所必需的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条件。因此，在我们确定法治内涵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一个事实是，这个词语已经承载着对法体系全面的正向价值评价。

例如，拉兹给出的那组方案可以说是融贯的。例如，我不在公共场所吸烟，是因为法律规定了人们不能在公共场所吸烟。

然而，同为形式法治论的各项主张，实际讨论的却是四个不同议题：法体系的美德、司法裁判的根据、法治的概念以及法体系美德研究的界限。例如，立法上追求公开性与明确性不会与立法对人权、公平正义等实质价值的追求相冲突。[26]但这一努力恐怕有可商榷之处：规则有时不能全面或者恰当反映其背后的实质理由，当规则与实质合理性的要求不一致时，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依赖于规则的表面意思，要么依赖于规则背后的实质理由。[42] 参见注[1]，黄文艺文，第182页。

拉兹对排他性理由（exclusive rason）的说明能够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准确理解两种法治观冲突的情境。x与y可以有不同解法，但是，它们必然是联动的。

[35]但报告的这一段落不过是在提醒我们这样一件事：即使一个社会的法律体系满足公开性、清晰性、稳定性等形式上的要求，它仍然不是一个理想的法体系。因此，拉兹的排他性理由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描述两种法治观的裁判立场差异。

除非我们首先确定谈论的是哪种形式法治论，否则无法确切地给出关于它的恰当评价。此外，理性概念本身也过于复杂，不宜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单元。